从1988年9月,我被安排到教务处当干事，这一干就是七个年头。
这期间，也有工作要变动的情况。那是1993年7月临放暑假前，已当校长的王老师找我谈话，让我主抓学校的教学工作，也就是让我接手教务主任工作。当时，考虑到我家孩子才一岁多，没有人帮忙照看，我又在学习本科函授，感觉自己的精力实在有限，就婉言谢绝了校长的好意，并向领导保证，不论谁当教务主任，我都会尽心尽力协助主任抓好学校的教学工作的。
我说到也做到了，在这期间，教务处换了两个主任，我都是一如既往地做着干事应该做的事情。
我记得在这七年里，我用的最多的笔是铁笔，就是刻钢板的专用笔。在我的旧物箱里，至今还保留着三支铁笔，只是做个纪念而已，其实什么用途都没有了。
不论是教务的通知、计划、总结、考试试卷，都是用这铁笔一笔一笔的刻出来，这是个技术含量很高的活，你用力太大，蜡纸就被划破了，你要是用劲太小，印出来的字迹模糊、不清楚。
有些老师一直自己不会刻钢板，一考试就求人，刻一张试卷要花一个多小时的。没办法，就开展刻钢板大赛，把竞赛结果记入年末考核，硬性逼迫那些老师学会了刻试卷。
这七年用坏了多少铁笔，磨平了多少块钢板，已记不清，但在我的手上留下了印记。因为刻钢板要把铁笔握牢，还要用劲，我的右手大拇指的关节就有些增生。
每印一份通知或试卷时，基本上都是上百份。油印机的油滚有一斤多重，每印一张，还要用出一定的力气，印到最后时，有时连油滚都拎不起来了，右手腕也落下了毛病，干点吃力的活，手腕就疼。
在我们学校，用钢板刻试题，印刷试卷，还弄出不少的笑话呢。有的把蜡纸贴反了，卷子都印完才发现；有的刻的太轻，印出来的试卷不清楚，再一张张的改。
要说最可笑的应该是化学组的老刘老师，他年轻时就近视，到老了，眼睛又花又近视。一次期末复习时，刘老师刻了一张复习题，把蜡纸贴在油印机上，抹上油墨，印出来一张，一看试卷上的字是反的。心想：“坏了，把蜡纸贴反了。”刘老师赶紧把蜡纸拿下来，拿着蜡纸就到窗户前，拎起蜡纸对着阳光看，想看看哪面是正、哪面是反。
可不得了啦，大夏天的，正开着窗户，一阵风吹过来，粘满油墨的蜡纸，一下子就糊在刘老师的脸上，等把蜡纸拿下来，刘老师的脸上都是黑乎乎的油墨，跟唱京剧的黑脸包公一样，洗了好长时间，才恢复了脸的原样，这个笑话一直流传到刘老师退休。
最初，政教处和团委同在一个办公室，政教主任杨主任，是哈尔滨的下乡青年，政教干事是体育老师何老师，团委书记郎老师。杨主任没事的时候，经常练毛笔字。那次杨主任写了一副“难得糊涂”，署名的时候，何老师和郎老师都要把自己的名字写上。怎么写？让杨主任犯了难。郎（狼）何（和）杨（羊）？杨（羊）何（和）郎（狼）？不论怎么写，都是狼要把羊吃掉。没办法杨主任给他们两个，每人又写了一副，郎老师的是“天才出于勤奋”，何老师的是“知识就是力量”。
从1988年到1997年，十年期间，中层领导和干事中，就我一个女同志，后来政教、团委和教务都在一起，每到三八节，他们都祝福我节日快乐。到三八节这天，学校有规定，下午没课的女老师就可以放假，他们都让我回去，但我都没有享受过这个待遇，毕竟还有一些上课的女老师呢。
1994年的三八节，他们就送给我一个缎面的日记本，每一个人还署上了自己的名字。
20多年过去了，我们有已经退休的，还有离开教育工作岗位的。这个日记本我还保留着，就作为一个永远的纪念吧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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